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价格是市场供需博弈的均衡结果，是判断经济冷暖的风向标。2025年中国经济克服多种困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十五五开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CPI长期在0%左右徘徊、PPI持续为负，房地产价格补跌，价格虽步入“缓冲期”但筑底未牢，距设定的2%的目标仍有差距。展望2026年，需以更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带动价格水平企稳回升，为经济复苏牢固基础。

　　价格是观察和判断中国经济运行态势的重要指标。价格并非简单的数字波动，而是市场供求双方在交易中博弈形成的均衡结果，综合反映了居民购买力、企业利润预期、市场信心乃至经济结构的深层变化。因此，推动价格水平回到合理区间，离不开消费、投资、出口、汇率等经济各个变量的协调运行和有效配合。

　　价格是否进入“缓冲期”是判断当前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筑底企稳的关键信号。我所定义的“价格缓冲期”存在两种演化可能：一是成功筑底反弹，筑牢经济复苏基础；二是局面失控，价格再度陷入持续下行通道。2025年初，我曾预期价格下行将进入“缓冲期”并有望筑底。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2024年第四季度资本市场启动，股市反弹注入了新的市场活力；二是2024年底至2025年初，一批民营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加速涌现，发展态势令人耳目一新，也让市场对经济复苏充满期待。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CPI涨幅目标设定在2%，但全年运行结果表明，从GDP平减指数到CPI、PPI，均在0%左右徘徊，与2%的水平仍有差距，“价格缓冲期”的底部尚未夯实。

　　展望2026年，我的预期比2025年略微乐观。一方面，随着对价格问题严重性共识的加深，宏观政策有望从供需两端发力，围绕“稳价格”推出进一步举措；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的拖累效应已明显减弱，经过多年下滑其基数已降至低位，叠加基建、制造业投资可能企稳的态势，2026年整体投资的环比数据预期将出现好转。与此同时，出口的结构性优势和高科技产业的活力，也为明年经济稳定提供了宝贵韧性。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价格不会自发的回归到稳定、上升的通道中来，乐观预期能否转化为现实，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将仍不牢固的“缓冲”状态，切实转化为坚实的复苏起点。

　　从结构上看，中国当前的价格体系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商品与服务价格，以CPI和PPI为代表，反映实体经济的供需状况；二是资产价格，主要体现为房价与股价，反映财富效应、风险偏好与市场信心。2025年两类价格水平的波动分化，暴露出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矛盾仍在化解过程中，这些矛盾既是价格低迷的直接原因，也是2026年政策需要破解的核心课题。

　　（一）2025年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补跌”，成为制约价格稳定的核心变量

　　在所有资产价格中，房地产价格对宏观运行的影响最为深远。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在于，其价格水平既反映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又作为重要的财富变量，对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反向作用。2025年，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出现较为明显的补跌，对市场预期造成显著冲击。

　　从经济运行的信号来看，房地产价格下行反映了较为严重的供给侧过剩。中国房地产市场经过二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整体已进入“总量过剩、结构分化”阶段。房屋存量，尤其是部分地区的商品房存量巨大，已远超阶段性有效居住需求，大量的存量土地和待售房源，构成了持续压制房价的“堰塞湖”。然而，在“债务-投资”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下，部分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仍有新增供给的惯性。如若不从供给端进行强有力的约束，仅靠零星的需求刺激政策，房价难以实现自然企稳。

　　从居民财富的组成部分来看，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严重抑制了居民消费。房地产价格的下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非主要通过金融危机渠道体现。与部分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房地产市场缺乏高度复杂的金融衍生结构，按揭风险总体仍处于可控范围之内。真正的问题在于其对居民财富与消费行为的冲击。房地产是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的最主要储存形式，房价下跌意味着家庭资产缩水，特别是对于2014年之后购房、且构成当前存量房业主主体的中青年群体而言。这部分人群往往负债率较高，房价持续下跌已使部分房产市值跌破首付，使其陷入“临界资产”或“负资产”状态。财富的蒸发直接打击了消费意愿与能力，尤其影响了那些原本具有较强消费倾向的年轻群体，这对扩大内需形成了严重阻碍。

　　未来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将逐渐减弱，消费属性将逐步增强，并驱动行业格局发生根本性重塑。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下跌，房屋作为投资品的吸引力逐渐降低，房地产市场正加速回归其居住消费的本源，需求将主要由真实居住而非投资驱动。随着属性转变，行业运行逻辑也将深刻调整。高杠杆、大规模开发模式难以为继，大型房企持续面临出清压力。未来市场结构将更趋分散化与本地化，企业竞争焦点将从规模扩张转向存量更新、品质提升与精细化运营。

　　与房地产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在2025年表现相对积极，主要股指从低位反弹并稳定在4000点附近。这一表现源于中央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视、居民资产配置的转移、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以及市场对高科技企业未来成长的积极预期。从其影响来看，一方面，股票市场的稳定对整体价格体系产生了积极的对冲作用。股价稳定形成的“财富正效应”，部分抵消了房地产价格下跌带来的负面冲击。与此同时，股市的融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为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便捷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股价的上涨亦有其局限性。当前指数水平在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盈利普遍承压的背景下，已经处于一个“不低”的水平。股市上涨具有“双刃剑”效应，过快过高的上涨可能积聚风险，反而不利于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因此，股市价格更倾向于在当前合意的指数下做结构性调整，缓慢上升。

　　2025年， CPI与PPI持续低位运行，CPI全年未能实现2%的预期目标，PPI更长时间处于负增长区间。CPI的疲软，核心在于终端消费需求不足。其背后是居民部门面临的双重压力：一是经济下行周期中，就业压力增大、收入增速放缓，削弱了消费能力；二是前述房地产价格下跌带来的“财富负效应”，严重抑制了消费意愿。当人们察觉到财富缩水，并对未来收入增长缺乏稳定预期时，会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即期消费。这使得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内需的战略面临巨大挑战。

　　PPI的持续承压，则揭示了供给侧更为严峻的结构性过剩问题。当总需求增长放缓时，过去积累的庞大产能未能及时调整，在诸多行业引发了以压低价格为主要手段的“内卷式”竞争。企业为维持现金流和市场份额，被迫卷入价格战，导致工业品价格被系统性压低，利润空间日益稀薄。这种“低价—低利润”的格局，反过来侵蚀了企业进行资本更新、技术研发和员工激励的能力，形成了一个压制投资与创新的负向循环。与此同时，当前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收缩与新兴产业的成长在速度与规模上尚未实现平稳接续，也加剧了工业领域的价格与盈利压力。

　　商品价格与资产价格并非孤立运行。房价下跌通过财富效应压制消费，传导至CPI，同时使得地产上下游企业盈利恶化（与PPI低迷相关），影响投资和就业，进而又影响消费（CPI）和资产估值（股价）。这两大类价格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价格困境。

　　价格目标的设定是宏观政策的重要锚点。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CPI涨幅设定为2%，与国际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政策目标价格一致。2025年的实践表明，实现这一“合意目标”并非易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性价格波动，而是供需结构、财富分配、预期转弱等多重矛盾交织形成的价格下行惯性。因此，2026年的价格目标设定应更加注重其信号意义与实际可行性的结合，2%仍是需要全力争取的“预期目标”，而1%则是更具可行性的“阶段性目标”。

　　当前价格体系仍处于“缓冲期”，且底部尚未筑牢。从历史经验和现实运行看，价格一旦陷入持续下行通道，极易形成“价格下跌—预期转弱—需求收缩—价格再跌”的负向循环，其惯性往往超出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范围，必须通过政策主动干预打破僵局。

　　消费端需聚焦财富效应修复与收入预期改善，重点缓解青年群体的债务压力。他们是消费市场的“主力军”，资产缩水导致的消费抑制已成为内需扩张的重要障碍。可通过合理债务重组、延长还款期限等方式，释放中低产和年轻人的消费潜力。同时，通过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推动医疗、教育、养老等优质消费需求升级。

　　投资端需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实现结构性企稳。2025年基建、制造业、民间投资均出现疲弱态势，这种低基数为2026年环比改善创造了空间。投资政策应聚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有效结合，加大5G、人工智能等领域投入；支持制造业高端化转型，通过税收优惠、融资贴息等方式，鼓励企业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打破行业垄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尤其要支持民营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发展，改变过去依赖债务驱动的投资模式。

　　出口端需巩固结构性优势，应对全球贸易格局变化。出口在2025年成为经济的重要支撑，这得益于中国产业链的韧性与“中国制造”向高技术、高质量方向的升级。2026年应继续巩固这一优势，积极应对“友岸外包”“近岸回流”等挑战，通过深化与新兴市场合作、拓展自贸协定网络、支持跨境电商等方式拓宽出口空间。同时，需持续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强化品牌与技术输出，使出口从“量”的稳定转向“质”的提升，增强其对价格体系的正面拉动。

　　房地产供给侧调控是重中之重，核心在于“锁住供给、盘活存量”。必须果断停止新增供地，当前市场中大量的闲置土地、待售房源已成为压制房价的重要因素，继续供地只会加剧供需失衡。政策应将重点转向存量盘活，对已出让未开发土地督促开发或收回重新规划，将存量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或租赁房源。同时，提高资源配置和市场出清效率，推动大型亏损房企有序退出市场。中国已度过超前超规模建设期，未来无需大规模建设，应培育专注于城市更新、产品补齐的小型专业化企业，契合“总量过剩、结构分化”的市场现状。

　　产业端则需聚焦产能优化与结构升级。针对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内卷严重的问题，加快淘汰高耗能、低效率落后产能，推动行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为留存企业创造合理定价空间。同时，加大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引导让新供给对接新需求，形成新的价格支撑点，缓解传统产业收缩与新兴产业成长的衔接缺口，推动PPI逐步回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